昨天的那个世界，已经回不去了。

疫情带走的不仅仅是生命和财富，还有从环境到心态，从宏观到幽微的许多变化。

经济损失很多人已经有切身感受。虽然还有争议，但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会带来一场经济危机。

就连昨天美联储推出史无前例的“无底线”救市方案，开启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模式，都没有立刻止住市场的恐慌。

但最糟糕的，还不是经济，而是各国之间不信任的加深，是对全球化态度的怀疑。

这一点本来就是这几年来的重要现象：封闭，民粹，民族主义，几种趋势合流，贸易冲突不断，碳减排的目标也要求很多公司减少对长距离供应链的依赖，但在利润的支撑下，这个过程在来回拉锯。疫情意外地加剧了它的进展。

举个例子来说，本来这几年人家就嚷嚷着要把工厂搬回去，结果发现这次连口罩都保证不了，还要被嘲笑没有口罩，这种情况自然不会想要一直持续下去。

当然， 政治和贸易不是小孩吵架——虽然现实里有时挺像的。

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的繁荣，主要是受益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中国，正是这个进程重要的建设者，也是受益者。

不过，这段时间，支持全球化的人都难免垂头丧气：疫情终究会过去，飞机会再启程，邮轮会再远航，但分开的手，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再牵上。

世界著名智库Chatham House的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

疫情之后，“如果没有动力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将很快萎缩。领导人需要巨大的自律才能维持国际合作，而不是退缩到公开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罗宾说。

而如果应对疫情失败，领导人很难抗拒将失败归咎于其他人的诱惑。

我们已经在不断见证这样的事情。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几位专家对全球化的观点高度一致。

副主席香农·奥尼尔（Shannon K.O'Neil）认为，新冠病毒正在破坏全球制造业的基本原则。很多公司将会考虑缩小规模，并布局多个国家的供应链。对于战略性行业，政府也会进行干预，制定国内后备计划和储备。总之会牺牲一部分利润，来换取供应的稳定性。

高级研究员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与此观点类似，“全球化使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并将产品及时交付市场，从而避免了仓储成本。搁置超过几天的库存就被认为是市场失灵。但新冠病毒证明，病原体不仅可以感染人，而且会毒害整个实时系统。”

“在这种影响下，全球资本主义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供应链离家更近。这可能会削减公司的短期利润，但会使整个系统更具弹性。”

而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冠状病毒危机至少会在几年内，导致大多数政府转向内部，专注于本国境内发生的事情。鉴于供应链的脆弱性，我预计将朝着选择性的自给自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脱钩）迈出更大的步伐。会更加反对大规模移民。考虑到需要将资源用于家庭重建和应对危机的经济后果，各国会降低解决区域或全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的意愿或承诺。”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约翰·艾伦（John Allen）直言，这种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工人比例较大的国家，风险尤其巨大。”

虽然在疫情中，国际社会正在加强合作，有识之士也都很清楚，合作才能共赢，但应对危机的压力，和政治运作的逻辑，还是在不断蚕食这种信任和合作的基础。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说，这场危机可能会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减弱。

对于政客来讲，抡起种族歧视和民族主义的大棒，可以转移内部的矛盾，掩盖自己的不足。而对于民众，相对的衰落和绝对的被剥夺感，都容易导致它去寻找外部的敌人，释放自己的困窘，疫情的恐慌，也会给阴谋论、非理性提供温床，于是各自信着各自的神，攻讦不断。

欧盟对外指责俄罗斯传播虚假的疫情消息，对内则面临各国优先自保、各自为战后带来的压力。如果意大利、西班牙这些疫情严重的国家不能从布鲁塞尔获得足够的支持，欧盟的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

这种分裂也出现在美国和欧洲之间。

“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有一种新的自私，”柏林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扬·特肖说。他认为，特朗普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口号，先把新冠病毒归咎于中国，后又归咎于欧洲，“意味着美国不再为这个星球服务。”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也认为，在2008年经济崩溃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危机期间，美国都承担了全球应对措施协调者的角色，但在新冠危机中，美国放弃了这个角色。

既然饱受指责，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是不是在下降呢？

根据美国ABC新闻和益普索调查机构进行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55%的美国人赞同特朗普的危机管理方式，有43%的美国人不同意，支持特朗普的比例比上周增加了12个百分点，出现了逆转。

与之类似的还有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支持率从41%上升到了46%。

民众的心态可见一斑。

学者米歇尔·盖尔芬德将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更重视规则，民众习惯于被监管，一类是“松散的”，更重视自由，氛围更为宽松。

疫情证明了“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她认为，受疫情影响，美国的政治会走向一种更收紧的文化。

在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看来，为了应对危机，各种类型的政府都在采取紧急措施，而危机结束后，他们不会放弃这些新权力。

他认为，先前的世界没有因为瘟疫迎来全球合作的新时代，这一次也不会。”随着公民们寻求政府的保护，以及企业寻求减少未来的脆弱性，我们将看到全球化的进一步退缩。“

”简而言之，COVID-19将创造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降低的世界。“

印度学者Shivshankar Menon曾是其总理辛格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也认为，在所有政治实体中，都出现了向内的转变，转向寻求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我们将走向一个更加贫乏、吝啬和狭小的世界（ a poorer, meaner, and smaller world）。”

之所以连续引用这么多观点，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身份和机构，这样的参考也更立体一些。他们看上去对全球化的前景都比较悲观，或者说，认为它会有非常大的调整。

这种信任和合作的衰减，已经体现在很多方面，广东、江浙地区的工厂，不少反映订单减少，不得不缩减工人；针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排斥也在加深；当然，国内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不是主流。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连续发文，他担心目前国际合作的不足，不仅使得遏制疫情困难重重，这种负面影响还会在未来几年继续毒害国际关系。

这位历史学者还担心各国政府快速出台的措施，会留下很多隐患，比如以健康为由，控制公民的隐私，比如选择民族主义孤立，而非全球团结，“公众和政府在接下来几周所做的决定可能会影响世界未来几年的样貌。”

这样的声音当然称得上明智，但落实到现实层面，道阻且长。

不同的力量还在角逐，合作和排斥交错上演，世界到底是走向合作、共情多一些，还是封闭、排斥多一些，仍然是未知数。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也是一句老话：要怎么收获，就怎么播种。